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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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信息

《世界历史》是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的权威期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

《世界历史》关注学术前沿, 倡导学术创新，注重学术质量。《世界历史》实施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制度，刊物设有国别史、地区史、断代史和专门史专栏、主题笔谈、史学理论、史学史、问题讨论、研究述评、读史札记、学者论坛、会议综述、书评、书讯等栏目。

创刊30多年来，《世界历史》杂志在国内学界一直享有良好的声誉，曾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全国优秀期刊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优秀期刊奖。

《世界历史》编辑部定期主办“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学术研讨会”和“世界史研究前沿论坛”，同时与高校研究机构合作，召开各类小型专题研讨会，就学界关注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旨在促进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对话，推动国内世界史学科的发展。

《世界历史》为大16开，每期160页，双月刊，逢双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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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二战史研究取径与研究动力的新变化

范丁梁孟钟捷

内容提要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分析、阐释与理解,是德国历史研究的重要议题。与纳粹史研究类似,德国史学家研究二战历史的旨趣、方法和进路,也受到档案资料发掘、学科组织创设、人员代际更替、社会历史文化氛围变更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它与纳粹史研究在专业建制、创新源泉和视野转向上又有较大不同。20世纪末,德国二战史研究顺利完成了从传统军事史向新军事史的转型,实现了与专业史学的全面融合。进入21世纪,新的研究通过从西线到东线、从本土到全球的空间变焦,“自下而上”的路径转向,从分割到整合的时间框架创设,逐渐指向对二战的整体叙述。在这一过程中,非欧洲战场的状况、武装部队的罪责、普通德国人的心态、极端暴力社会化的途径、两次世界大战的比较,是备受关注的议题。

关键词 当代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新军事史纳粹史历史知识

“抵抗叙事”与“占领叙事”之争

——战后法国政府二战历史叙事的演变

徐之凯

内容提要 二战后,法国历届政府面临着重新诠释二战历史的重要问题。战后初期,在戴高乐执政时期,否认维希政权的合法性,强调抵抗者与最终胜利的“抵抗叙事”得以建立,以团结国内政治力量,克服战后危机。但随着史料的开放与受害者诉求的提出,维希法国历史的再发现使得大屠杀等问题浮现出来,关注占领时期受害者,强调维希法国“国家罪责”的“占领叙事”逐渐成型。而在持反戴高乐立场、强调“本土抵抗”的密特朗执政时期,“抵抗叙事”与“占领叙事”的微妙平衡被打破,为希拉克正式承认维希法国的“国家罪责”作了铺垫。21世纪以来,法国社会危机促使新任法国领导人重拾“抵抗叙事”以促进国内团结。萨科齐通过重塑“抵抗叙事”来树立“抵抗总统”形象;奥朗德恢复了戴高乐时期以隆重仪式纪念抵抗英雄的做法;马克龙则在延续抵抗英雄纪念仪式的同时,通过强调“族裔融合”促进社会团结。“抵抗叙事”与“占领叙事”各有其局限性,因分别以战时法国的抵抗运动与维希政权为不同叙事主题而彼此割裂。二战后法国的政权更迭与派系分歧,使得这两种历史叙事未能有效融合为一体,加剧了当前法国社会对于二战历史的观点与立场的分裂。

关键词 法国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戴高乐抵抗叙事占领叙事

战后日本史学界关于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争论

石璞

内容提要 二战后初期日本左翼史学家主导的“战后历史学”将战时日本纳入法西斯主义视角进行批判与反思。但随着日本政治、社会的保守化,右倾学者开始尝试挑战该视角下的史学论说。1976年,伊藤隆提出法西斯主义回避论,绕开日本是否是法西斯主义的讨论,直接宣称法西斯主义一词不具备学术分析效力,提议用革新派论取代法西斯主义论。此后多年左翼学者持续驳斥这种主张,并更新研究方法,以保持法西斯主义论的有效性。论争持续至20世纪80年代末,双方始终未能取得共识。然而,伊藤隆将史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视角与回避法西斯主义的叙事方式强行捆绑,导致此后日本学者过度“慎用”法西斯主义一词,限制了学界对战时日本史的批判性叙述,也扭曲着研究者的问题意识。这场论争与其说是史学理论之争,不如说是历史认知之争。日本学界的法西斯主义回避论表面标榜“ 客观中立”,实际上想确立的是一种“去道德审判”的叙事方向,其隐含目的无非是回避法西斯主义一词连带的战争审判和历史追责,进而重塑一种“无罪”的日本历史形象。

关键词 日本史学界战后历史学法西斯主义伊藤隆历史修正主义

践行万隆精神: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对国际法的去殖民化实践

万立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国家在去殖民化运动过程中致力于改革以西方殖民帝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作为万隆会议的制度性产物,在成立之初就肩负起革新国际法的使命,强调在国际规则制定、适用过程中重视亚非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诉求。随后三十年,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集中研究万隆会议的两大关切事项:其一,创新性地运用“禁止滥用主权原则”,论证跨境核武器试验构成国际侵权行为,以对抗核大国的核威慑政策;其二,在外国投资者待遇问题上,通过解构西方大国设定的“ 最低待遇标准” 背后的殖民因素,提出执行国民待遇,以对抗西方大国的“新殖民主义”。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实践昭示,亚非国家是改造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理论贡献者和制度建设者。亚非国家对国际法的去殖民化努力,不仅彰显出其国际法创新能力,还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万隆会议国际法去殖民化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新殖民主义

美国农业部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演变(1898—1931)

左承颖

内容提要 1898—1931年,美国农业部域外种子和植物引种办公室在华开展了大规模且系统的植物采集活动。这是强权政治力量支撑下的美国农业部,试图将在华植物纳入美国自然资源体系,并通过科学技术将其转化为帝国经济资本的重要路径。依据行动主体和组织方式的不同,此项活动可以分为派遣探险者迈耶广泛搜集、与岭南大学美籍教员合作以及多赛特考察队大豆专项考察三个阶段。随着不同阶段美国内外政治经济及科技的变革,引种办公室在华植物采集活动历经了从多样性采集到特殊品种挑选、从异域探险到科学调查、从单向度搜寻到双向交换的演变进程。这些转变既体现了美国农业部愈加致力于本国农业产业化及功利化结构调整,亦揭示出其对中国农作经验不断具象化但又标准化的认识和汲取。不过,从中国搜集的植物资源及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农业部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以科学名义攫取的,其中的帝国霸权色彩不容忽视。

关键词 中美关系美国农业部植物采集岭南大学农业经济

美国早期反城市传统的形成及影响

叶耀源

内容提要 反城市传统源于对“城市”与“乡村”两种社会形态的区分。西方古典时期的田园诗人和基督教文化保留着反城市的基因,前者通过城乡对比表达乡村偏好,后者将城市与罪恶挂钩表达对城市的不满。西方反城市的文化根源与美国本土的田园理想相结合,从景观和农业的角度表达对乡村的眷恋和对城市的反感,促成了早期反城市传统的兴起。到了19世纪上半叶,浪漫主义思潮传入美国,知识精英从文化、制度的角度对城市进行全方位批判,他们反复触及“自然”与“人工”的区别,深化了美国的反城市传统。在该传统的影响下,美国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逃离城市,使人回到大自然中;二是将自然元素引入城市,建造城市公园,通过空间的重新规划来缓和城市与自然的矛盾。反城市传统在不断加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得以延续,对城市无序的扩张增添了有序的理性,将城市打造成更宜居

的场所。

关键词 美国城市化反城市传统田园理想浪漫主义

公共卫生治理与国家统一：19世纪德意志地区的霍乱防治及其影响

顾年茂

内容提要 19世纪是德意志地区传染病防治从邦国分散负责向国家统一领导转变的重要时期。1830年霍乱传入德意志地区后反复暴发,促使德意志各邦国加快公共卫生治理改革步伐,积极寻求更为高效的防控举措。在防治霍乱疫情初期,以佩滕科费尔为代表的卫生研究群体倡导通过瘴气论防治霍乱,对各邦国的卫生治理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卫生知识的不断积累,特别是细菌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兴起,帝国政府逐步倡导以细菌学理论替代瘴气理论,用以指导霍乱疫情的防治。基于细菌学的新公共卫生治理理念,帝国政府能够加强对各邦国卫生治理的管理,提升传染病防控效果。1892年汉堡霍乱大流行期间,各邦国的防疫存在各自为政、相互隐瞒的情况。为了应对传染病治理体系整合的迫切需求,帝国卫生局积极推动传染病法的制定,旨在加强中央政府的治理权力。《帝国传染病法》颁布后,中央政府负责统筹指挥,监督疫情通报,实施卫生健康统计,逐步完善对霍乱等传染病的高效防控体系。帝国政府推行的基于细菌论的新公共卫生治理政策,改变了各邦国的公共卫生自治模式,推动了全国统一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为国家统一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 德意志邦国霍乱防治帝国传染病法帝国卫生局公共卫生治理

19世纪医学国际主义与奥斯曼帝国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

王鹤年

内容提要 奥斯曼帝国防疫体系的初步建立与国际卫生体系的形成相伴而生,折射出医学、科学与国际关系的复杂互动。19世纪前期,在国际检疫规则混乱、霍乱大面积暴发的背景下,医学国际主义萌芽并推动国际卫生大会的多次召开。国际卫生体系自建立之初便深植帝国主义等级观念,这导致特定群体长期遭受歧视,亦使得国际卫生大会效率低下。欧洲列强以朝圣运动管控为由,以建立统一的海上检疫系统为目标,致力于将奥斯曼帝国塑造成“欧洲堡垒”,其重点是消除瘟疫对欧洲国家的潜在影响,并满足自身各项利益诉求,反映出19世纪医学国际主义的区域性、单边性和霸权性特点。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自主展开公共卫生治理,追踪先进医学技术,加强国际合作,并努力融入国际传染病防控网络,这推动了其传统医疗卫生体系向现代医疗卫生体系的转型,体现出奥斯曼帝国在当时由欧洲主导的国际格局中的主体性。

关键词 奥斯曼帝国医学国际主义国际卫生大会霍乱卫生防疫

文明交汇下的古代叙事:关于居鲁士征服巴比伦的多元书写

阿慧

内容提要 在公元前6—前5世纪期间,分属古代波斯、古代犹太与古代希腊文明的居鲁士圆柱铭文、《以赛亚书》和希罗多德《历史》,各自从“征服者”“受助者”和“回望者”的视角,记载了居鲁士率领波斯人对新巴比伦帝国的征服。三者虽然是对同一场征服的书写,却分别通过强调居鲁士作为“世间共主”“受膏之王”和“异邦人君”的形象,在主题上呈现出对以帝国统治者为主的“王事”、以耶和华神为主的“神事”,以及以人类过往为主的“人事”的侧重。就用意而言,三者分别希望通过解释这场征服,将此事纳入统一的世界统治框架、流动的文化认同体系,以及开放的历史探究传统之中,使其实现普遍的政治化、广泛的理想化与共同的历史化。这不仅反映了不同文明对历史事件的独特解读,也展现了古人如何通过书写历史来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为多元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深刻启示。

关键词 居鲁士居鲁士圆柱铭文巴比伦以赛亚书希罗多德

恩宠与忠君:名从国王习俗在古埃及的演变

刘亮

内容提要 古代地中海及近东文化圈广泛存在着以神名搭配一定词语用作人名的习俗,寓意此人与神具有特殊关系。有个别文明将此移用至政治领域,将人名中的神替换为国王,把国王神化。其中唯独古埃及将名从国王习俗延续千年,相关人员数量有限并经常身居要职。相关史料分为墓葬、岩刻和纸草文献,人名的形式亦随之有别。两者共同表明,官僚队伍分为高中低三个阶层。史料根据地理位置则包括都城、地方和域外三类。共时的对比和历时的变化表明,名从国王之举在古王国时由宫廷延及地方,反映了王权在地方的扩大但亦酿成后来的割据,在新王国时随着割据消除而重新成为宫廷文化,则反映了中央集权的强化。从王之名集中于特定部门和地区,说明国王将其作为政治资源而有侧重地运用,一方面始终着力于国王神化,一方面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手段强化王权和对外扩张。